真實的粉丝申紀蘭在人大上舉手發言。（CFP/圖）
電影《申紀蘭》裏有場幾百人的两位歌舞。
數百山西農民打扮的粉丝群眾演員舉著鋤頭、土筐在田間載歌載舞做勞動狀。投万
這是拍电參考了印度電影《三個傻瓜大鬧寶萊塢》。（劇組供圖）
 

　　申紀蘭是影申映中國惟一連任十二屆的全國人大代表，因為一句“我從來不投反對票”走紅網絡。纪兰

　　兩個申紀蘭的两位崇拜者，投資700萬拍了電影《申紀蘭》，粉丝希望好好宣傳一下這位“偉大的投万政治人物”。當他們漸漸認識到，這部宣傳片不可能有票房回報，也不可能有包場回報後，準備“哪怕再花1000萬讓老百姓來看這部電影”，沒想到還是卡在了政治上。

　　100分鍾的電影《申紀蘭》裏，祝希娟隻有15分鍾戲份。但這位1962年因主演《紅色娘子軍》獲得首屆“百花影後”的老太太，仍接受了嚴格的“政審”。

　　第一條是國籍。劇組查實，雖然祝希娟在美國住了多年，但至今是中國國籍。通過。第二條是家庭。家庭關係不和諧的不能要，打“冷戰”的不能要。劇組親眼看到：祝希娟和老伴的生活很和諧。通過。

　　如此嚴格，是因為她扮演的人物很重要：申紀蘭，中國惟一連任十二屆的全國人大代表。七百多萬元人民幣拍成的《申紀蘭》，是一部民間出品，由“粉絲”自發拍成的“主旋律”電影。影片於2013年春天完成製作，至今還沒能順利公映。

　　緣起：“申主任賦予我們力量”

　　山西高平商人司德明是投拍電影《申紀蘭》的老板。他很少看電影，也從沒見過申紀蘭。2011年7月，山西高平市人民劇團以申紀蘭為原型的上黨梆子劇《西溝女兒》晉京演出，向建黨90周年獻禮。司德明讓一個老鄉拉去了，他看得直淌眼淚：“原來申紀蘭這麽偉大！”從劇院出來，他決定：要拍一部電影，好好宣傳一下申紀蘭。

　　司德明是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，曾在高平捐資600萬蓋廟，號稱“太行山毛主席紀念堂”，供著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。他找到朋友、晉城攝影師王慧田做製片。王慧田拍毛澤東雕像已經十幾年，兩人因此相識。再帶一個會計，上路直奔申紀蘭的家鄉——山西省長治市平順縣西溝村。

　　他們委托擅長拍攝“主旋律”電影的長春電影製片廠具體執行，找來了製景工人、攝像師、美術、道具師、化裝師、音樂人。劇本就用《西溝女兒》的劇本，主演直接用了《西溝女兒》的主演——高平劇團的女團長陳素琴。他們也聘請了專業影視演員：祝希娟，演老年的申紀蘭；高明，演申紀蘭的導師李順達；陶玉玲，演申紀蘭的婆母；王慶祥，演申紀蘭的丈夫。

　　對每一個演員，他們都搞了自己的“政審”。“一定得政審。拍不好，對不起山西鄉親，對不起申主任。”——申紀蘭1970年代被任命為山西省婦聯主任，現在仍是長治市人大副主任。

　　還沒去廣電總局立項，也沒取得申紀蘭的同意，電影《申紀蘭》就開拍了。“我們純粹是無知者無畏。”司德明總結說，申紀蘭的助理、平順縣西溝紀念館館長郭雪崗在溝通後默許了拍攝。他先印了幾百本紅寶書——迷你版《毛主席語錄》，送給西溝紀念館。劇組在2012年10月23日補辦了開機儀式，長治市委宣傳部幫他們請來申紀蘭為這部電影“揭幕”。2012年12月，直到電影拍完，申紀蘭才簽署了授權書。

　　100分鍾的《申紀蘭》一共有四個主要場景。1950年代申紀蘭提倡“男女同工同酬”，1980年代開鐵廠，好容易買回一台彩電卻發現婆母雙眼失明，晚年“發展綠色經濟”。每當申紀蘭有內心獨白，就來一段上黨梆子劇，對著鏡頭詠唱：“兩隻瓜兒一棵秧”、“我的級別是農民”……宛如一部地方戲的MTV。

　　演員的表演都誇張而極富表現力，透著舞台劇特色。甚至還有場幾百人的集體歌舞。數百山西農民打扮的群眾演員舉著鋤頭、土筐在田間載歌載舞做勞動狀。這是參考了印度電影《三個傻瓜大鬧寶萊塢》。

　　真正的主演是陳素琴，她從申紀蘭年輕時一直演到金婚。雖然祝希娟戲份不足15分鍾，但宣傳材料的封麵上印的仍是祝希娟——為了借助名人效應。劇組還特意去申紀蘭家借來了她來北京開“兩會”時穿的那件西服，給祝希娟當戲服。“我們覺得，一穿這個，申主任就賦予了我們力量。”

　　意外：來自電影圈外領導的差評

　　通過拍這部電影，司德明他們認識了申紀蘭的家鄉平順縣。它至今仍是國家級貧困縣。劇組拍片時住在全縣最好的賓館，這個賓館條件最好的套房也漏水，大冬天的沒有暖氣、沒有熱水。導演李寶生足足40天沒洗澡。

　　拍攝過程充滿了喜悅、嚐試、衝突、笨拙和憤怒。王慧田一共生了三次氣，其中一次因為服裝師沒到位，耽誤了現場拍攝，他把水杯都摔了。總體還算順利。拍攝時是冬季，往年都是大雪封山，那年卻沒怎麽下雪。他恍惚覺得，“這是老天在保佑我們”。

　　拍完一算，《申紀蘭》的賬麵成本是七百多萬元人民幣。“簽字付賬，我這手都哆嗦。”現在回頭看，王慧田總結：至少有五分之一的錢是交了“學費”。

　　那場集體歌舞需要500個群眾演員，劇組通過當地村委會征集，宣布每人可得100塊錢勞務費。大喇叭一放，十裏八鄉的老百姓扶老攜幼，蜂擁而至。最後劇組多花了幾萬塊錢。“我們也不好意思按人頭點數。老百姓這麽純樸，你還能把多出來的人攆回去？”

　　拍政治人物，他們很快感受到了“講政治”的好處。劇組去山西電視台租山西曆史影像，用在電影中穿插時代背景，對方一名負責人聽說是拍《申紀蘭》，就指示打折。這讓他們受寵若驚：“賈樟柯去租都不打折的。”

　　在長治的地麵上拍戲，自然要“拜碼頭”。長治市委宣傳部拿了50萬讚助費，提出要當聯合出品人。劇組同意了，簽了個合同。“實際上我們雙方都不懂，黨政機關不能做出品人。”

　　合同簽訂半個月後，劇組才知道這規定……長治市委宣傳部隻好成了“聯合攝製”。

　　高平是山西晉城下屬的縣級市，晉城市委宣傳部很快聽說了這件事。隨後，它也成了“聯合攝製”。到底把誰的名字放在前麵？司德明和王慧田費了好大心思。最後他們決定：長治為先，晉城在後。司德明自己的公司在最後。

　　平順縣委問清劇組一共在縣賓館花了15萬元吃住費，慷慨地掏了這筆錢。劇組也笑納了，但沒有走賬——王慧田直接把這15萬交給西溝村，讓西溝村去跟縣賓館結算。“如果這錢從我們劇組的賬麵上一進一出，我們難免落個口實——‘跟申紀蘭的故鄉伸手’。”

　　2012年底，正在後期製作的影片中有一行字介紹申紀蘭：“唯一一名連任十一屆的全國人大代表”。第二年3月，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，申紀蘭又連任了。他們火速把“十一屆”改成“十二屆”。

　　“婆婆”多了，事情就複雜起來。電影拍完、劇組解散都三個多月了，忽然有“電影圈之外的領導”給了個差評：“戲曲不像戲曲，電影不像電影。”劇組隻好增加戲曲的分量，重拍了申紀蘭和婆母對話的一場戲。幾十人的劇組重新召集起來，八十多歲的陶玉玲再從北京請回平順。

　　尷尬：別想有票房，別想有包場

　　司德明在《申紀蘭》中客串了一個大約出現五秒鍾的群眾角色。前幾天的全國“兩會”，他專程去賓館跟申紀蘭握了手，趁機把《申紀蘭》的碟送給她。

　　有件事他沒提：2013年3月，他們打算把這部片子拿出來公映，“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獻禮”。結果，正趕上申紀蘭在網上被網民質疑為“一輩子沒有投過反對票”、“從來不跟選民交流”的人大代表。他們拿不準後果，害怕了。

　　恰好媒體上說，3月5日，“獻禮十八大”影片《青春雷鋒》首日上映，在南京、太原的幾家影院都是無人入場，被稱為“零票房”。“本來我沒什麽壓力，王慧田告訴我‘雷鋒’票房很慘，我倒真感到壓力了。”司德明苦笑，“要是我們的片子拿出去，沒人看，或者招人罵，那就等於給她(申紀蘭)抹了黑。哪怕再花一千萬，能讓全國老百姓來看這部電影，我也認了。”

　　“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她推動的，這對世界婦女都有貢獻。那些罵申紀蘭的人，你們了解她嗎？”對網上的議論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憤憤不平。

　　2013年夏天，司德明和王慧田在北京包了個四五百平方米的放映廳，請兩位山西籍的省部級退休老幹部來看。兩位老幹部含著眼淚說：這部片子應該拍，應該教育年輕人。網上那樣罵申紀蘭同誌，是不對的……他們當即表示，要給中央寫信，推廣這部電影。

　　幾個月過去了，沒有回音。信到底寫了沒有？他們也不敢問。司德明自己寫了一封求助信，給山西的幾個領導：“……隻要能夠傳播正能量、弘揚主旋律，讓廣大幹部、黨員、群眾觀看此片，並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發，隻要能為山西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一些綿薄之力，我們劇組不向黨委、政府附加任何條件！”

　　沒有回音。想由政府組織集體觀看這部電影甚至公款買票，也不可能。

　　指望申紀蘭本人出力推這部電影，更不敢想。到現在，申紀蘭都沒有對這部片子發表過意見。“主旋律人物不好寫，尤其是活著的人，稍微一改她就容易提意見。”劇本送給申紀蘭後，她通過郭雪崗提出一些意見，比如片中表現她丈夫出院後，全家人一起過了一個八月十五，實際上她丈夫那時已經去世。這場虛構的戲要拿掉。“這時候我們已經開拍了，我還是堅持了意見。這樣，在藝術上更圓滿一些。”導演李寶生心裏也沒底，這畢竟是他第一次跟申紀蘭打交道。

　　當天晚上，他和王慧田趕去見了申紀蘭，半真半假地對她說：“到時候您老看看，如果不滿意，這電影咱就不放了。”申紀蘭急了：“那哪兒行？國家花了這麽多錢！”——她還一直認為，電影全都是“國家”拍的。

　　“她還是一個很實在、很樸素的農村老太太。”李寶生說，他第一次見申紀蘭時，她正在吃晚飯，是一個黑乎乎的饅頭，一盤炒土豆，一點鹹菜，“還不如我們劇組吃的盒飯好”。

　　“申主任還沒有看這部電影。”2014年3月17日，申紀蘭的助理郭雪崗在電話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。

　　擱淺：涉及多少部門，就有多少套意見

　　鮮為人知的是：“官方版本”的電影《申紀蘭》，其實早已籌劃，隻不過一直沒有麵世。

　　司德明這部《申紀蘭》的製片主任李寶新，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工作了30年。李寶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：2008年，山西省委宣傳部、省文化廳和下屬一家公司找到他，想拍一部《申紀蘭》，請他幫忙找人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那猶如一部紀錄片，幾乎把申紀蘭所有的事跡都塞進去了。“還不如拍電視劇了。”最後，由於各個部門對劇本修改的意見太多，此事擱淺。

　　司德明的《申紀蘭》拍完，山西方麵聽說了，又找到李寶新，請他向廣電總局申請，爭取迅速把“官方版”的《申紀蘭》拍出來。總局沒批，理由是人家的《申紀蘭》已經拍完了，幾年之內不能再拍一部同名的。

　　從藝術角度，李寶新分析：申紀蘭的人生要改編成電影，有一定難度。若走商業院線，恐怕當天就得被撤下來。“她最大的優點就是對黨忠誠，沒有特別適合改編成故事的重大事件。”

　　另外，作為政治人物，申紀蘭涉及的部門太多了。拍有關她的電影，各個部門勢必都要發表意見。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、縣委縣政府、每一級的人大、婦聯、宣傳部……

　　“這種事我們見得太多了。”李寶新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，他曾幫一個縣級市拍過宣傳電影，創作會居然來了各個部門的三十多人，都要突出自己部門的工作成績，一人一套意見。“根本沒法拍。最後我誰的意見都沒聽，按自己的拍出來了。”

　　《申紀蘭》很可能就此束之高閣，700萬的成本也許就像當年捐錢修廟，是給司德明自己還了個願。

　　但投資製作這部電影的經曆，讓以前幾年都不看一部電影的司德明邁進了電影的門。《小時代》、《泰囧》、《致青春》，還有《富春山居圖》，他都跑電影院看了。“我拍過電影了。最起碼我可以知道自己哪兒做得不好。”現在，如何申請“龍標”，如何製作數字拷貝的密鑰，他都門兒清。

　　拍完《申紀蘭》的當年，他們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影視投資公司，司德明任董事長，王慧田當總經理。定下兩部電影，一個喜劇，一個抗日題材。不久前，他們剛和一位著名的毛澤東特型演員深夜長談。“以後專拍正能量、主旋律。”

　　兩部電影一直停留在劇本修改階段。王慧田很堅持：劇本不成熟不能開機。“不能把問題拿到現場解決，太可怕了。”這是他拍《申紀蘭》得到的經驗。(來源：南方周末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