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晉康
我們總是愛給時間一些標注,以彰顯創造曆史的康体科幻能力。然而,做的整合盡管我們把“國產科幻電影元年”給了2015年,太急半年後,电影等來的瓶颈也隻是《三體》跳票的消息,以及更多目前隻存在於PPT和通稿裏的王晋項目。
令人振奮的康体科幻是,王晉康入場了。做的整合這位從1993年就開始寫作的太急科幻文學界元老級人物,將與南派泛娛合作經營自己的电影百餘部作品,而且自己將把握控製權,瓶颈並參與後期的王晋利益分成。
與對《三體》電影項目並不上心、康体科幻被粉絲們戲稱“主不在乎”的做的整合劉慈欣不同,王晉康二十年前就帶著親自編劇的《生命之歌》隻身奔赴西安電影製片廠求合作, 可是對方告訴他,要自掏腰包200萬才能投拍,200萬是什麽數字?王晉康說,在那個還有“萬元戶”這樣的詞匯的年代,他寫一部短片小說的稿費大概是幾百塊。
現在,王晉康終於找到了他認為合適的時機、匹配的合作對象。未來,他希望能有科幻迷出身的導演在影視界掌握話語權,“那時科幻電影才會真正成熟”。
90年代的扛大旗者,早就嚐試過影視化
記者:您最早接觸到作品的影視版權轉讓是什麽時候?
王晉康:最早我是把我95年的作品《生命之歌》帶到西安電影製片廠,我們不認識人,直接闖過去的,一位姓董的女士看了之後很喜歡,說拍電影的文學性上沒有問題,但資金比較緊張,她說你如果能夠拿出200萬,我們就能投拍。
記者:以您當時的收入來說,200萬是什麽水平?
王晉康:那時候是天文數字,那時候還是“萬元戶”時代,雖說我們二十年寫作,但是收入是很低的,當時如果單純因為經濟收入,絕對堅持不下來,隻是個愛好,那時候一個短篇幾百塊錢。
所以後來就沒有拍成。再就是十年前,有人提出,他們倒不是買版權,而是想作為總代理,把你所有作品的影視版權代理權拿走,給你一個買斷費,但是我不想把作品全部交出去,失去控製權。
記者:2010年上映的《盜夢空間》,有很多人看到都說很像您的《七重空間》,您當時什麽感受?
王晉康:《盜夢空間》出來後,包括我兒子、劉慈欣,都說讓我看看《盜夢空間》,它確實很類似,並不是說盜夢空間抄我,而是暗合。從另一個方麵說明,中國科幻文學早就有很好的文本適合拍成大片,可惜,影視還沒有跟上。所以非常可惜,如果在《盜夢空間》之前,好萊塢看中這個《七重外殼》,拍成電影,對我本人是個幸事。
合作模式揭秘:參與後期分成
記者:您擁有什麽程度的控製權?會當編劇嗎?
王晉康:不會當編劇,編劇是很講究時效的工作,我這個年紀精力上達不到。我們現在是這樣,這種合作,作家有一定的掌控,比如選導演、選演員,不熟悉的地方,我們就不管,對小說本身的大的結構和方向,還是可以掌控的。如果不是我原來的作品,我會把方向撥回來。
記者:這次合作會給您更多長線利益嗎?
王晉康:過去談的時候,極個別的談到後續分成,實際上後邊如何從裏麵分收益,當時也不是太清楚,我跟他們合作的時候,已經賣出去幾部小說的版權了,那時候一般的話,都是一次性買斷。我現在等於說把版權全部交給水星文化公司,他們會先預付一部分,後麵就是每次都有具體要操作的後期收益。
記者:為什麽選擇《水星播種》、《七重外殼》、《追殺K星人》作為首發?
王晉康:這三部不是我選的,不是說它們不適合改變,我個人排名的話,有些作品會在它們之前,像《追殺K星人》,他們看中的是懸疑的內核,《七重外殼》倒是既有懸疑的核、又有科幻的核。
重蹈《三體》覆轍?國產科幻的瓶頸是製片人不是導演
記者:許多人把2015年稱為“國產科幻電影元年”,您認同嗎?
王晉康:電影《三體》由於種種大家都知道的原因,它本身是否成功都不好說。我認為叫座是肯定的,叫不叫好,誰都不好說但是不管它藝術上是否成功,我認為單單走出這一步,把這一年看做元年是可以的。
記者:您怎麽看待圍繞《三體》的負麵想法?
王晉康:愛之深,責之切,他們可能說了一些過激的話。關鍵是它是第一部國產科幻片,走得又稍微有點倉促,這一步邁得有點大,作品不太成熟,但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也不必求全責備。
記者:您認為特效會是科幻電影的難點嗎?
王晉康:我本人對特效不看重,特效不是中國科幻電影的最大瓶頸,畢竟我們現在有好多神話電影,特效做得也不錯呀,不說特別優秀吧,至少差不多吧,再說有市場有資金,實在不行到國外去雇人,自己把故事做好,請國外團隊,完全可以。最大的瓶頸是整合能力,這是製片人的作用,倒不一定是導演。
記者:您認為中國科幻電影怎樣才能走向成熟?
王晉康:我認為科幻電影真正要成熟的話,首先是要有一大批科幻迷出身的導演。目前我如果找個很有名的導演,他或許拍別的電影有名,但拍科幻電影隻是一個客串,這個有可能成功,也可能失敗。從90年代到現在,好多三十多歲的人,有些已經在科幻影視界有一定的話語權了,我覺得出現這樣的人也很快了。